【圆明网】
心想
读小学的某一天,正在听老师讲课,我突然感觉自己的“心”在想问题,而非平常的用大脑。它真真切切、实实在在的发生在“心”的部位。当时很震惊。因为这个感觉太明显,从此在记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以至于上高中时哲学书上说“人脑是思维的器官”,我还颇不以为然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对这事依然记忆犹新,恍在昨日。那时还小,没能过多探究,只知道“心”也可以想事情。至于为什么?便不明所以了,但对“心想”这一概念有了亲身的体验。在后来的岁月里,在书上、在人中,都没看到有人提这个问题。
直到一九九八年初的一天,有个熟人借给我《转法轮》这本书,我就拿回家看。当看到第九讲“意念”这一节时,师父说:“人体是一个小宇宙,炼功人的许许多多生命体都可能产生一种换位作用。”[1]“人的元神不是只停留在泥丸宫。道家所说的泥丸宫就是我们现代医学上所认识到的松果体。如果元神在泥丸宫,那么我们确实感到是大脑在思考问题,在发出信息;如果是在心,那么确确实实感到是心在思考问题。”[1]“其实有的时候元神在心,有的人确实感觉到是心想。”[1]
至此,我终于明白:“心想”是由于元神从大脑移位到“心”上而形成。几十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,而且清晰、透彻,令人心悦诚服。此其一。
其二,师父在书中谈到史前文化和外星飞碟的事,我也很接受,因为此前我看过不少这方面的报章杂志,对这些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,所以接受起来没有障碍,也让我对進化论那种粗陋、牵强拼凑的理论更加排斥。
第三,师父讲到炼功方位时说:“也不讲方位,因为整个宇宙都在运动着,银河系在运转着,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旋转,地球还在自转着。我们按照宇宙那么大的理在炼,哪里是东南西北?没有。对着哪个方位炼,都是对着全方位在炼;对着哪个方位炼,都等于同时对着东南西北在炼。”[1]我们通常所说的东南西北,是站在地球的基点上,以太阳为参照来划分的,而修炼法轮功是按宇宙的理在炼,没有人认为的东南西北的概念。我觉的师父看问题的基点太高了,我从来没听人说过这样的话,甚至没想过这问题。顿时从心灵深处对师父升起了深深的敬仰和佩服。
可是即使这样,我也还没想到要修炼,因为:一,师父讲到要以“真善忍”为标准做一个好人,我认为难以做到。根据经验,中共搞“精神文明”宣传了几十年,结果却是从官员到平民,举国“假、恶、丑”,认为师父以一个气功师之力想把人变成“真善忍”的好人,而且是以有神论为基础,可能很难。二,因所受教育是无神论,故而认为以修佛修道为动力促使人做好人,这源动力不可靠。由于这两个因素阻碍,所以没有深入学习。
心动
一九九八年底,听说本市某校有个学法点,我便寻了去,想了解一下炼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。去时看到一群人在读书,我就跟着读。后来交谈中知道,很多人是因为生了病才去炼的,一炼就好了,其中包括心脏病、癌症、驼背,觉的有些神奇,再后来知道本单位离休党委书记妻子在炼,已退休党委副书记与丈夫也在炼,而且他们告诉我效果很好。一九九九年初,我决定到炼功点去学一下动作试试,无任何功利目地,反正也不收钱,便无上当受骗的顾虑。
学动作一段时间后,我渐渐有了感觉,有一天单手冲灌时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力量带动手掌上下运动。师父说:“做对了你就能找到这个“机”的存在。”[2]“因为是随机而行的,会感觉到有一种“机”,有一种力量拽着你的手指往上飘。”[2]在后来的日子里,这种感觉愈发明显,越来越实。同时我会明显感受到法轮在身体一些部位旋转(到九九年十一月的一天,小腹部位的大法轮已是明显的正转九次,反转九次,力量还很大)。睡觉时,能量在体内剧烈运动,前额部位经常有强光闪现,走路身体轻盈,有一种要飘起来的感觉。有了这些基础,再加上对一些梦境的认识和感悟,我渐渐看清中共那套理论的苍白与强词夺理的根由。
就在我基本学会五套动作时,“四·二五”事件发生了,中共居然挑起事端抓打善良而温和的法轮功学员。但从事后总理处理的情况看,我还是善意的认为仅是个别人及地方官员的小动作而已,掀不起什么风浪。但之后各地受干扰的消息不断传来,本地炼功点有人要来搞绿化,周边也有可疑人员游动,还传说要取缔法轮功。但后来当局辟谣说绝无此事。我身在其中,对师父讲的法理和炼功人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,没什么政治目地,认为当权者还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小题大做,也许他们了解一段时间就风平浪静了。
形势并非如我之所愿。中共经过一段暗中策划后,到七月二十日,彻底撕掉了遮羞布,在全国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。我于七月二十二日到省政府上访,等了一天无人接待,便于次日回家。过了几天,单位怕我進京上访,便以参加房改为由,把我接回单位。
通过这段时间中共的表演,我对它已十分鄙视,对师父和大法有更多的信任和尊敬。
几个月的初步了解和形势变化,我觉的中共是不可信的,修炼法轮大法圆满功成是有希望的。理由是:
一、从表面这一层看,宇宙浩瀚无边,人类现有科学对它的认识极其有限。在人类尚未触及的远方,可能就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级的诸如佛、道、神之类的生命;佛、道、神不是如中共所说是人们因愚昧和苦难幻想出来的精神寄托,而可能是一种客观实在的生命形态,只是他们具备大智慧、超能力、高品德。
二、往纵深,宇宙空间层次繁杂众多,横向纵向皆有,它们就存在于我们周围,但人类现有的科技无法察知,肉眼也看不到。这就为各种生命体隐身于我们周围提供了可能,但他们偶尔也会露真容。所以历史的一些记载、现实中的传闻,所说的神迹,可能是真的,尤其是修炼人之所言,可信度更高。
三、佛、道、神具有的大慈悲,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以真善忍为准则不断提高道德水平,达到“无私无我,先他后我”[3]的境界,自然就具备高级生命佛、道、神的属性。生命的存在状态是与其道德境界相对应的,修炼者在“真善忍”大法中各自不同的境界及特点就对应了各自的生命存在形式,或称之曰佛,或称之曰道,或称之曰神,等等。
四、同修们身上出现的医学奇迹,自身感受的法轮、气机、天目反应、周天等体验,让我有了坚实的感性基础。
五、至于生命存在形式的转换,师父说:“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,师父在做,所以叫修在自己,功在师父。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,这样去想了,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”[1]
因此,我认定法轮大法是科学,是真正伟大的科学,所以我决定:拜服在大法的圣坛下,修炼法轮大法。虽然这条路可能充满坎坷和荆棘,但我觉的这是生命的希望之路,值得我付出人生代价。
行动
面对迫害
一九九九年九月的一天,党支部开会,有关人员宣读中共诬蔑师父和大法的谎言,在即将散会时,我要求发言,说了两点:一、媒体上有关法轮功所有的宣传都是假的,是造谣诬蔑;二、法轮功是正的,是科学的,我要继续修炼。大家惊呆了。为了证明我的严正态度,我要求他们写在会议记录上,我可以签名。之后,支部人员几次三番找我谈话,劝阻我,我跟他们讲真相,强调我的公民权利。他们交不了差,还来找我,到二零零零年三月,我写了份退党申请交给他们,并当即声明:上面批不批我都要退,从即日起不再参加组织活动。这意味着我放弃了前程,但我没感到失落,身心反而轻松了许多。
于是,单位的高、中层领导也纷纷找我谈话,我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,并直接点明是江泽民制造的冤案。有一个领导明白真相后说:江泽民算是遭遇滑铁卢了。后来“六一零”人员找我时,另一领导说:我看这修炼法轮功的比不炼的人还好,找他干啥?说完就不理睬那伙人了。其他一些人也听起了兴趣,我就找机会继续讲。
这下单位急眼了,把我调去后勤扫地。科长好心安排我去扫背静的地方,以避人眼目。过几天后,我主动去和清洁工人一起,提着撮箕,拿着扫帚到处转。后来我想这是要去我的面子心,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扛起竹扫帚就去扫大门口。一来彻底去除面子心,二来也叫那些善良的人们看看中共的恶毒,它想叫我丢丑,反过来我叫它丢大丑。因为我在单位的工作表现好,为人正派。对我遭受的迫害,除个别人幸灾乐祸外,大家都很同情,我也常常笑呵呵的。恶人看这招无用,又安排我去一绿化单位做会计,去后发现根本无账可管,正好乐得清闲。
平时,他们也派人暗中监视我,我也感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巨大压力与危险,连進出大门都有人盯着,真有群狼环视的感觉。我表面上装傻稳着,但我牢记助师正法的使命,有些重要的事在当时当地我的条件最适合承担,该做什么时安排好就走了。
二零零一年初,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发生后,“六一零”人员又来到我单位,他们以为拿到攻击法轮功的大把柄了。在会议室,他们洋洋得意的问:你对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怎么看?我回答:首先肯定那不是法轮功干的,因为法轮功禁止杀生,自焚就是自杀,自杀就是杀生,所以自焚者绝不是炼法轮功的人;第二,请追查幕后黑手,将其绳之以法。我这一说,他们也泄了气,没底气再说什么。
在黑窝中助师正法
二零零零年七月,“六一零”恶人把我们骗去洗脑班,从一些单位抽人协助,同修们跟这些人讲真相,他(她)们明白后很高兴,对我们很友好,有的还表示要找炼法轮功的人做朋友。最后恶警要我写认识,我就写了一些劝善的文字,他们说不合格,要另写,我就抵制,不予理睬。这样的洗脑班后来又被绑架去两次,情形也都差不多,临时抽去协助的人做做样子,“六一零”人员、公安的恶人面对心向师父和大法的大法弟子们,他们除了威胁、恐吓外,无计可施。
二零零零年十月,国保恶警不知听到什么风声,把我劫持去拘留所,十五天未满直转看守所关两个多月,企图从我这里搞出点什么,最终一无所得。二零零一年八月,因同修没把握好把我牵扯,国保恶警来抄家后又把我绑架到看守所。两次被关,我都坚持对所内警察、监号里的人讲真相。监号安排我带大家学习,空闲时我就回忆着学法,默写《洪吟》,有人就跟着来学,渐渐的在里面也能炼功了。明白了真相的人感慨的说:共产党只会教他们学坏,要是学法轮功就不会犯罪了。他们对师父也非常尊敬,经常跟着我说师父这样师父那样的,有的还说出来要学炼法轮功。我也本着大法弟子的善心,尽量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管号的被送去服刑后,由我接管,我就废除了一些潜规则,环境气氛轻松,大家很高兴。打饭时,劳动号的也叫多给我打点。管号警察对我也特殊照顾,理发时打招呼给我留平头,不剃光。提审时,那办案警察看我清嗓子,怕我说出点什么,赶紧暗示我: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!我立即会意,几乎一言未发。在行拘所,我一進去,所长马上就喊人抱一套整洁而且很新的床上用品给我,在里面也比较自由。这证明了解真相后的人们对中共的歪理邪说是不相信的。而且从来没人叫我写什么“三书”、“五书”之类的。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,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看护加持下众多同修正念正行的结果,我只不过是见证这一切的其中一员而已。
流离失所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,“六一零”人员因邪党开“十六大”,又把我绑架去洗脑班一个月。十二月回来后,会计以交洗脑班生活费为由停发工资,并且拒绝借给生活费,无奈之下,只得流离失所。因之前身份证被恶警扣押,不能找到正常工作,只好辗转在建筑工地上当民工。工地上的活,既脏又累,经常在风雨中、烈日下、冰雪里工作,且时间长,最低十小时,加班时达十三、四小时。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,我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,我是助师的法徒,不是亡命天涯的囚犯。师父嘱咐我们要“用理智去证实法、用智慧去讲清真相、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”[4],为了能有条件做“三件事”,我就在外边租房住,去上班的路途中可发资料,上班过程中可找机会讲真相,回屋可学法、炼功、发正念。
要讲好真相,必须以法为师,平时注重正念善行,以正面形像示人。在甲工地,老板娘看我不抽烟、不喝酒,语言文明,她看完真相光盘后就三退了,后来连同她的弟弟、妹妹也退了;另外一人,经常跟我过不去,背后造谣,我开始没与他计较,后来没忍住,呵斥他一顿,过后他找茬要打架,我不惧不斗,最后关系和好,他明白真相后退出少先队,还帮他女儿退了,分别后他还多次打来电话。为另一位老板娘做工时,我顺便帮她一下,她多次说谢谢,我说:举手之劳而已。后来劝三退,她很爽快就退了,有几个经常和她在一起的也退了。后来到了其它工地,不仅劝退了一起打工的人,还把塔吊指挥、司机也劝退了。有一个工人要回家,大清早喊醒我要求用“光明”的化名退党后才放心离去。
后来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,我离开工地转行当保安。开始是去一家酒店,由于我工作踏实负责,形像较好,部门经理很高兴。一次夜间巡查中,我将捡到的四百元钱主动上交,领班很惊讶的说:这就是素质。之后人事部和本部门的人都知道了。一党员同事私下对我说:捡到揣起来就算了嘛,交什么交?我只是笑了笑。
二零一五年,我因参加“诉江”,派出所找到酒店来,领导向我了解情况,我就顺势讲真相,接着在酒店广传真相,从保安部到其它各部,从普通员工到总经理,甚至送给来酒店的客人。同时劝退了几个。剩下的用电话讲。
之后我去了省城一家公司。工作不偷奸耍滑,质量高,效果好,业主满意,领导高兴,与同事友好相处。讲真相效果也好,大部份同事都同意三退。后来我因回家辞职,主任很是不舍。我给他真相资料并告诉他我是炼法轮功的,他说法轮功是合法的。主任本身是律师,他懂。
我现仍在另一公司当保安,工作闲暇可大量学法,溶于法中的美妙很明显,打坐和发正念也容易静下来。在工作中,除做好本职工作外,还经常去清扫垃圾,看业主有事时帮一下,事后他们要给钱、送物感谢,我都不要,并告诉他们: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理所当然,不能什么都讲钱。他们很感意外。如此,与同事、与业主的关系都在向良性方向积极发展,也为今后讲真相开创环境。同时也采取合适的方式传播真相。
与同修之间
因曾与同修配合一些项目,后来就有人传说我贪污了几十万,我虽心里坦然,但仔细一想,贪污一说虽然没有,曾经有外地同修资助过六千元给孩子读书,我回家时确实也从项目中拿过点钱,这在当时环境下虽属正常,但现在打工有收入了就该还上。于是我拿了九千元钱还了回去。另一件就是有些同修说我是特务,传的有板有眼,我碰见有关同修时,想问一下,她们又急急回避,不敢面对。后来仔细想,还是找出问题了,有时喜欢根据他人口音、说话时的只言片语乱推乱猜测,还不修口不考虑同修的感受说出来。当然,有些情况同修不了解,产生误会也不足为奇,但不能怨恨。有就改,没有也要警惕。这样一找一想,我的心也平下了很多。
在与同修配合中,暴露出很强的党文化思维,对待同修的问题时方式负面,看不起人,语言尖刻,表现强势,这样不但解决不了问题,反而造成隔阂。
对我而言,对师父法理表面的理解不是困难,但在实修上差距大,安逸心、时隐时现的色欲心,都在干扰着我精進的步伐。时间紧迫,也确实该痛下决心,用强大的正念加强意志,去除这些败物,更好的做“三件事”,给迷惘和困苦的人们多一份希望。
注:
[1] 李洪志师父著作:《转法轮》
[2] 李洪志师父著作:《大圆满法》〈三、动作机理 〉
[3] 李洪志师父著作:《精進要旨》〈佛性无漏〉
[4] 李洪志师父经文:《理性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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